人间丨一篇价值15000美金的采访稿主角没说话

  本文选自世纪文景图书《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他被誉为“新新闻主义之父”,创造性地在纪实书写中引入了文学技巧,致力于“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全世界特稿记者都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在他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零余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鲜活无比。而他受《时尚先生》之邀采写的特稿《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是新新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杂志文章之一”、“《时尚先生》刊登过的最好文章”,并收录进“企鹅现代经典”。

  1965年,盖伊·特立斯离开《纽约时报》,开始了新工作:以每篇15000美元的价格,在一年内为《时尚先生》杂志供稿6篇。而这其中,就有《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一文。

  这篇人物特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特立斯并没有采访到弗兰克·辛纳屈。就在特立斯飞抵洛杉矶准备采访之时,辛纳屈改变了主意,不肯接受采访。

  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辛纳屈50岁生日还有1个月,他情绪不佳或许不足为怪。辛纳屈最近一直在拍一部电影,而现在他已经开始讨厌它了,恨不得马上拍完。与21岁的米亚·法罗的约会引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让他心力交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周后会播出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纪录片,他也愤愤不平,因为这部片子试图窥探他的隐私,甚至毫无根据地揣测他和黑手党头目有交往。

  他曾经拥有一切,又失去所有,再把它们重新夺回,绝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前进道路。他做出了几乎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离开了家庭,和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决裂。他从未感到身心已老;他也能让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旧年轻,使他们认为,凡是辛纳屈能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行。虽然他们自己并非一定能做到,但有一个50岁的男人能做到,那也不错。

  同往常一样,他穿戴十分整洁:一件带马甲的淡灰色礼服,外表很普通,里面却用华丽的丝绸装饰;那双英国牌子的鞋似乎连鞋底也擦得锃亮。他戴着黑色假发,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共有60套这样的假发。

  两年前,在夏威夷拍摄一部电影时,他曾奋力游出几百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潮中救出辛纳屈。从那以后,德克斯特就与辛纳屈形影不离,并成了辛纳屈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论何时,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

  那天晚上,几十人围在酒吧的外边。在这些人中,一些是辛纳屈刚交的朋友,一些是老熟人,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认识的。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向辛纳屈表达他们的敬意。

  那天晚上,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无法进到里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他们透过烟雾,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

  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圣诞节时,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衬衫或裙子的尺寸。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他亲自前去,为他找到一所房子,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布置,就连换银器、桌布、床单,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辛纳屈,却也会因随从做了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暴跳如雷。比如谁给他拿来带番茄酱的腊肠——这是他十分讨厌的吃法——他就会朝那人扔瓶子,把番茄酱泼得他满身都是。大多数在辛纳屈身边工作的人都长得高大魁梧,但这并没有阻碍或抑制他在疯狂时的冲动。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辛纳屈有丝毫的反抗,因为他是家长。

  台球室中充满了球体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这里大约有一群旁观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李奥·迪罗谢和两个年轻人打球。来这家私人俱乐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员、导演、作家和模特,几乎都比辛纳屈和迪罗谢年轻很多,穿戴也随便。许多年轻女士都留着蓬松的披肩发,穿着勾勒出浑圆臀部的紧身裤和高档的毛衣;一些男士穿着蓝色或绿色的高领丝制衬衫、窄腿紧身裤和意大利懒汉鞋。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右手拿着杯酒,一言不发,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苏格兰雪兰羊毛衣、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

  在这里,大约1个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将开始录制一部时长1小时的纪录片。该片将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将在有限的时间里着重描写辛纳屈近25年的演艺生涯。在感冒之前,辛纳屈对能录制这部片子感到激动和兴奋,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引起那些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兴趣,而且可以向那些摇滚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向披头士乐队宣战。马奥尼的公司为媒体准备的推介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上面写道:“如果你已厌倦了那些留着一头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长发年轻歌手……请快来欣赏电视片——《辛纳屈和他的音乐》,这部片子的音乐价值会让您耳目一新……”

  辛纳屈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他的感冒还没好,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他已花了上万美元雇用管弦乐队、各类技术人员,并租用了录影棚。他路过控制室,去排练室试嗓时,发现录制大厅中的管弦乐队和舞台的距离不够近,没有达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对此他紧闭双唇,显然很烦躁。过了一会,从排练室中传出辛纳屈摔小提琴的声音,还有他的琴师比尔·米勒的声音。比尔·米勒柔声安慰他道:“尽量别生气,弗兰克。”

  几分钟后,唱完了《如果没有歌》,辛纳屈就照着摄像机旁的一块纸板,开始念他的开场白。当这一切完毕后,他就要对着摄像机正式拍摄。

  “你是否想过,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这一次辛纳屈一直念了下去,没有间断。之后,他又试唱了几首歌。这期间,某个乐器的音调不合他意,又间断了一两次。过一会儿他的嗓子会怎样还很难说,这只是片子的开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当辛纳屈唱那首流行的伤感老歌时。

  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反折好上衣,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

  尽管幼年时女儿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

  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那张谁都认识的脸不会被注意或引起骚动。她也明白,她的父亲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并一路希望引人瞩目,但成名以后,却再也不能一个人随意生活了。

  辛纳屈的父亲,马丁·辛纳屈是西西里人,出生在卡塔尼亚。他面色红润,长着一对蓝色小眼睛。那个年代,那种地方,爱尔兰人统治着城市生活的底层。大多数在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能加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建筑工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的警察、牧师和政治家的压迫。

  辛纳屈的母亲多莉却是一个例外。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又有远大抱负的女人。她在出生两个月后被母亲和父亲从热那亚带到这个城市。她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在以后的几年里,长着红彤彤的圆脸盘和蓝眼睛的多莉常常被误认是爱尔兰人。她总是飞快地抡起她那很重的书包砸向那些说“意大利猪”的人,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在鼎盛时期,多莉凭借娴熟的社交手段与新泽西州北部的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很快地成为霍博肯第三选区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每当选举时,她总能为竞选者从周围的意大利人那里拉到600多张选票,那里是她的权力的坚强后盾。有一次她告诉一位政客,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霍博肯消防队的一员。这位官员告诉她说:“多莉,现在没有空缺。”多莉怒斥道:“那就弄一个出来!”

  1915年12月12日,小辛纳屈出生的时候,由于多莉难产,他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辛纳屈刚一落地,就带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脖子左侧的几块伤疤,这是那个笨拙的医生用产钳留下的。辛纳屈一直没有动手术去掩盖它们。

  多莉·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能吃,就好。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

  一天晚上,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克罗斯比的相片,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最后,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他很像我”,并鼓励他唱歌了。

  尽管那次他在“乡村小屋”俱乐部几乎唱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仍在纽约广播电台无偿地演唱了很多歌,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哈里·詹姆斯的乐队做歌手,并于1939 年在那里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全部或全无》。他慢慢开始喜欢詹姆斯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但当他收到汤米·多尔西的邀请,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时,他欣然接受了。在那里,他每周可收入135美元;更重要的是,汤米知道怎样去包装一个歌手。辛纳屈在离开詹姆斯乐队时非常伤心,在乐队度过的最后一夜令他至今难忘,以至于20 年后辛纳屈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向一位朋友讲道:“大约在零点左右,乐队的其他伙伴都上了车,我向他们一一告别。车开了,记得当时下着雪,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雪中,看着汽车尾灯在视线中慢慢消失。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并向汽车追了过去。我非常留恋乐队里那种充满活力的氛围,真舍不得离开它……”

  最近,辛纳屈建议她来曼哈顿时住在他在曼哈顿东河旁东72街的公寓里。虽然这里是纽约市的一个很富有的地区,但在他住的街区却有一个小工厂。多莉抓住这个把柄,对她的儿子进行报复,因为辛纳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兴。

  辛纳屈及时赶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许久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大约晚上9点钟,他开车到了前妻南希的家,并在那儿和南希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共进晚餐。他们的儿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与他见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由沃尔特·克朗凯特解说,晚上10点钟开播。辛纳屈一家吃完了晚饭,在节目开播的前一刻,转动椅子面对电视坐下。尽管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灾难,但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共同观看。

  辛纳屈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也都做着同一件事。辛纳屈的律师米尔顿· A. 鲁丁叼着烟,带着律师特有的警觉,正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电视。其他人还有布拉德·德克斯特、吉姆·马奥尼、埃德·普奇、辛纳屈的化妆师“短枪”布里顿、纽约代理人亨利·吉内、服装设计师理查德·卡罗尔、保险经纪人约翰·利利、贴身仆人乔治·雅各布斯—— 一个潇洒的黑人。那时他正在他的公寓里款待女孩子们,唱机里播放着雷·查尔斯的唱片。

  节目刚一结束,电话铃就响彻了整个辛纳屈的圈子,他们互相表达喜悦之情,都如释重负。酒吧老板吉利从纽约发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我们统治了世界!”

  他总是问他的密友:“你的小鸟怎样了?”;一次他几乎在夏威夷溺死,后来他解释道:“只是我的小鸟沾了点儿水”;他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克· 巴卡恩家中挂着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喝,迪克!酒对你的小鸟有好处。”他有时会篡改一首名叫《与我一起飞翔》的歌的歌词:“说出那些话语吧,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小鸟去阿卡普尔科海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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