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化的出现让城市变得黑暗而危险

  编者按:所谓城市的士绅化,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出现的一种社会空间现象,其特征是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阶级重新由郊区返回内城(城市中心区)。传统观点认为,士绅化是新中产阶级出现的结果,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需求;而英国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一书中指出,士绅化是20世纪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巨大转型的一部分。作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士绅化所造成的新城市前沿的冲突,探讨了城市政策、投资模式、驱逐和无家可归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已然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繁荣也已结束,20世纪末的城市变得更加黑暗和危险。本文摘自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份出版的《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一书,有删减。

  虽然士绅化本身的出现要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但是其重要先行者出现的时间却要早得多。波德莱尔著名的诗篇《穷人的眼睛》,表面是谈论爱与疏离,内里却是士绅化叙事。

  诗歌讲述的是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豪斯曼男爵摧毁工人阶级的巴黎并对其进行标志性重建时,诗人试图向爱人解释为什么他觉得离她那么疏远。他回忆起近来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们坐在一个新建的“闪烁着光芒”的咖啡馆外面,明亮的煤气灯照亮了街道。咖啡馆的内部装修不那么诱人,是当时典型的浮华媚俗:猎狗和猎鹰,“女神和仙女们头上顶着水果、点心和野味”,贵气闪闪,“所有的历史和神话都用来为贪吃的人们服务了”。咖啡馆坐落在一条新修的林荫大道的街角,街道上仍然散落着瓦砾。这对爱人沉浸在彼此的眼神中,衣衫褴褛贫困潦倒的一家人—父亲、儿子和婴儿—在他们面前停下,睁大眼睛盯着这一消费奇景。“真漂亮啊!”儿子似乎在说,虽然他并没有说出“可这房子只有和我们不同的人才能进去”。诗人感到有些羞愧,并且有那么一刻对穷人的眼睛感到同情。然后,他转过头看着爱人的眼睛。但是,他从她的眼睛中只看到了憎恶。她爆发了,“这些人像碗碟般的大眼睛真使我难受,你不能请店老板把他们从这里撵走吗?”(波德莱尔,1947 年版,第26 首)

  马歇尔·伯曼用这首诗来展开他对“大街上的现代主义”的讨论,把早期巴黎的资产阶级化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兴起等同起来。在与之隔海相望的英格兰,当时也出现了大致相同的联系。早在罗伯特·帕克和伯吉斯提出极具影响力的芝加哥“同心环”城市结构模型的八十年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对曼彻斯特作出了类似的概括:

  城中心是一个相当大的商业区,也许长有半英里,宽也差不多,里面几乎都是办公室和仓库。几乎整个区域都没有居民……这个区域被几条交通大道切成了几部分,街上车水马龙,交通拥堵,沿街都是亮闪闪的店铺……在这片商业区外,曼彻斯特城区[全是]工人们的住房区,平均一英里半宽,像腰带一般伸展出去,围绕着这片商业区。这个腰带以外的区域住着中上层资产阶级。

  恩格斯对城市地理的社会影响有着敏锐的认识,尤其是对不让住在外环的富裕男女看见而被生生隐藏了的污垢与痛苦。但他见证了所谓的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改进运动,他称这一过程为“豪斯曼”。

  我用“豪斯曼”一词指的是现在已颇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就是在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域打开缺口,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中心的区域。这种做法通常不是基于公共卫生、环境美化,或者市中心大型商业场所的需要,也和交通规划没什么关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果到处都是一样:最肮脏的小巷小路消失了,资产阶级因为这样的巨大成功粉墨登场。

  学者们引述过多个早期士绅化的例子。例如,罗曼·塞布里乌斯基提供了一张19世纪的版画,描述的是1685年南特的一个家庭被迫从租住公寓中搬出去。法王亨利四世于1598 年签署《南特敕令》,保证了贫穷的胡格诺派教徒的某些权利,包括获得住房的权利,但是近一个世纪之后路易十四撤销了这个诏书,地主、商人和富裕公民联手把贫穷的租户赶了出去。即使如此,更像当代士绅化的运动是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人们把它叫作“资产阶级化”、“豪斯曼”或者“改进运动”。这项运动很难说是“普遍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而是零星的,并且只局限在欧洲区域内,因为在北美、澳大利亚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还很少有城市已经发展到出现整个街区大量资金撤离的程度。恩格斯首次观察到曼彻斯特市的情况时,芝加哥建市不过十年;而直至1870年在澳大利亚还很少有城市出现。北美地区最接近这项运动的,可能是老一辈修的木房子被迅速拆除,由砖瓦结构的房屋取代,而这些房屋反过来—至少在东海岸的那些建城较早的城市—又被拆除,以腾出空间修建大型公寓或单户住宅。然而,这可能会使人们误以为这种士绅化和重新开发是城市向外扩张地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像通常的士绅化那样空间再度向内集中。

  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士绅化仍然是零星发生的,但这时候士绅化的先兆已经在美国有所体现。这种体验仍然是欧洲式的贵族风格,不过点缀着些许自由主义者的内疚。莫琳·多德在近期一篇回顾性文章中充分把握了那个时代的进取精神,通过贵族女房东出身的历史学家苏珊·玛丽·艾尔索普的目光,回顾了华盛顿特区士绅化最彻底的街区乔治城的场景:

  他们士绅化改造了乔治城这个工人阶级和大批黑人混杂的落后街区。艾尔索普女士接受《城镇与乡村》杂志采访时说:“这些黑人把自己的房屋打理得非常好。在30年代和40年代以如此低的价格买下他们的房屋并且把他们赶走,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内疚。”

  类似的场景,也在波士顿的灯塔山街区上演,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这也发生在伦敦,虽然上流社会从未放弃把伦敦许多街区改造成完全一样的想法。

  那么,是什么让所有这些经验“先于”战后时期发轫的士绅化进程的呢?答案在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内城重建改造的范围更大、系统性更强。19世纪伦敦和巴黎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针对带来威胁的工人阶级而意图巩固城市资产阶级控制的阶级政治,与周期性地通过城市改造从中牟利的经济机会同流合污,一起导致了这些经验出现。这些“改进”运动,其他一些城市肯定以各种方式进行过复制,如爱丁堡、柏林、马德里等,但是同伦敦和巴黎一样,这些经验都是历史的离散事件。伦敦在20 世纪的头十年中没有系统性的“改进”,巴黎同期也并没有出现改变城市地貌的持续性资产阶级化。至于20 世纪中期出现的士绅化事件,都是零星的,在多数大城市甚至不为人知。它很像是更大的城市地理进程中的一个例外行动。比如在乔治城或灯塔山的例子中,改造者一般出自社会顶层,绝大多数都非常富有,他们可以高昂着贵族的头而不用去管城市土地市场的各项规定,或者至少有按照自己习惯打造本地市场的本事。

  这一切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改变,并且“士绅化”一词出现在60年代初也并非偶然。在纽约格林尼治村,那里的士绅化改造与新生的反主流文化息息相关;在悉尼的格利伯区,持续的资金撤离、放松租金管制、大批拥入的南欧移民,以及中产阶级居民行动群体的出现,这些共同促成了士绅化改造;在伦敦伊斯灵顿区,这个过程相对分散;而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其他几十个大城市,士绅化则开始出现。这一进程也并不仅限于最大的城市。一项研究表明,到1976 年,美国260个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中有接近一半正在经历士绅化改造。在露丝·格拉斯创造出这个词短短十二年后,不仅纽约、伦敦和巴黎在士绅化,而且布里斯班(澳大利亚)、邓迪(苏格兰)、不来梅(德国)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也都在士绅化。

  如今士绅化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城市的内城区域随处可见的现象。就算是像格拉斯哥这种象征着工人阶级勇气和政治大本营的城市,到1990年,在一个雄心勃勃打造“欧洲文化之城”的本地计划推动下也已充分士绅化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匹兹堡和霍博肯。在东京新宿的中央区域,以前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如今已经成为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上士绅化的“经典战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在1989年后,布拉格的房地产市场如同猛虎出笼般势不可挡,士绅化一片火热,几乎达到了布达佩斯的规模。在马德里,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结束了,市政府也相对民主化,为再投资扫清了道路。在哥本哈根海滨实验性的克利斯钦“自由城”区域,在西班牙格拉纳达毗邻阿尔罕布拉宫的穷街陋巷,士绅化与旅游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就算是在最为发达的北美、欧洲及大洋洲以外的区域,这一进程也已经开始。在约翰内斯堡,80年代开始的士绅化进程因1994年非国大(ANC)获选上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白人逃离”而受到明显削弱; 但这一进程还是影响到了一些较小的城市,比如斯泰伦博斯。在圣保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土地撤资模式, 塔图阿贝区在适度的改造和再投资后,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齐聚于此, 他们在中央商务区工作却无法负担像亚丁这样最负盛名的内城飞地的飞涨房价。很多这类重建都涉及“垂直化”,因为作为基础服务供应的土地是稀缺的。更普遍的是,围绕着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中间地带”,正在经历为中产阶级而进行的开发和再次开发。

  到了70年代,士绅化显然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住宅改造思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城市经济体都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大量下降,而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加的情况,所谓的“火爆”产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不断扩张,整个城市地理也相应发生了调整。美国的独立产权公寓与合作转换,伦敦的地权转换,国际资本投资内城豪华住宿项目, 这些是更大一轮城市改造中的住宅改造思路。在这波改造中,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和纽约的炮台公园城出现了办公楼修建热潮,悉尼的达令港和奥斯陆的阿克布莱格则大量建设休闲零售设施。这些经济变化往往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城市经济体发现自己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已经失去了许多传统的来自国家政府机构和规章的保护,例如放松管制、住房和城市服务私有化、福利服务取消等。简而言之,即使是在瑞典这样的民主社会堡垒,也出现了公共功能的再度市场化现象。在此背景下,士绅化成为新兴的“全球城市”标志,在全国性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也同样存在,这些城市本身正在经历着经济、政治和地理上的结构调整。

  就此而言,我们所理解的士绅化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过渡。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初,用格拉斯古典专业的住宅修缮语言来理解士绅化还有章可循的话,那么到今天再这样想就不甚适合了。我自己的士绅化研究最初是从严格区分士绅化(涉及现有存量建筑的重建)和涉及全新建筑的重新开发开始的,当士绅化本身从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中脱颖而出时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我现在不再觉得这样的区分有何用处。事实上,到1979年再做这种区分为时已晚。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地域大背景下,翻修19世纪的房屋,新建公寓大楼,开设节日市场吸引本地或外地游客,酒吧和商品琳琅满目的精品店处处开花,各种现代的、后现代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每天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在这些地方工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而努力,我们如何才能准确把握住它们之间的区别呢?这不正是巴尔的摩市中心或爱丁堡市中心、悉尼海滨或明尼阿波利斯市河边的新景观吗?士绅化已经不再只是住房市场上狭隘的堂吉诃德的古怪概念,而是已经耗资巨大的领先的住宅前沿—中心城区景观的士绅化再造。把再次开发从士绅化概念中拿走,假设城市士绅化仅限于恢复古色古香的马厩住房和小巷的旧时风貌,而不是与更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关联,这种想法是抱残守缺和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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